圓锳法師

生平事跡

      圓瑛法師十九歲（1896）正式出家，投福州鼓山湧泉寺，禮興化梅峰寺增西上人為師。次年，依妙蓮和尚受具足戒。二十一歲（1898）時，赴常州天寧寺，依治開和尚（1851－1922）學禪，二十六歲（1903）時又至寧波天童寺，依寄禪（名敬安，1851－1912）和尚學禪。1906年，圓瑛法師二十九歲時，於寧波七塔報恩寺，拜謁慈運老和尚，親承法印，傳臨濟正宗為第四十世，法名宏悟。

      圓瑛法師曾於1912年籌辦中華佛教總會，被選為參議長。1928年，被推選為江浙佛教聯合會會長。1929年，當選為中國佛教會會長。1935年秋，在上海創建圓明講堂（位於今延安西路458號），就常住講堂講經說法，著書立說。1942年在圓明講堂舉辦了圓明楞嚴專宗學院、上海圓明佛學院、圓明法施會，刊印圓瑛法師所著《楞嚴經講義》等20余種經書，併設蓮池念佛會，培植僧才，使圓明講堂盛極一時。 在佛學思想上，圓瑛法師以《楞嚴經》為核心，溝通天臺、賢首、禪宗、凈土四宗，博大精深，熔各宗於一爐，會禪凈於一體，破除門戶之見，消滅宗派爭端。

      圓瑛法師不僅佛學高深，還是一位愛國主義的楷模，是位愛國愛教的高僧。他主張“國家存亡，匹夫有責;佛教興衰，教徒有責。”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侵略者出兵強佔中國東北三省。適值此年，圓瑛法師被選舉為中國佛教會主席。他目睹流亡到關內無家可歸、顛沛流離的關外同胞，耳聞日本侵略軍在東北的種種暴行，深懷國土淪喪之痛，感到自己作為全國佛教會主席、中華民族的一份子，應為禦侮救亡盡力，有責任喚起民眾抗敵衛國。因此，在“九·一八”事變後不久，圓瑛法師便在上海圓明講堂親自主持了護國道場，併以全國佛教會主席的名義通告各地佛教會組織啟建護國道場，併致電蒙藏院，要求制止日本強佔我國土之侵略行為。在圓瑛法師的倡導下，全國各地的寺廟都啟建了護國道場，一時間各寺廟香煙繚繞，聽者雲集。圓瑛師從佛教的角度闡釋保家護國的道理，起到了號召民眾起來抗敵的重要作用。當日本侵略軍大舉進攻華北時，圓瑛法師又在上海發起啟建丙子護國息災法會，併請在蘇州閉關的印光法師至上海說法，號召全國佛教徒奮起抗暴衛國，為抗日將士捐款。印光法師“每日說法2小時，萬眾圍繞，盛極一時，圓滿日皈依者仟余人。”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又同為崇尚佛教的國家。“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圓瑛法師即以中國佛教會主席的名義致函日本佛教界，號召日本佛教界“共奮無畏之精神，喚醒全國民眾”，“制止在華軍閥之暴行”。在函中，圓锳法師指出:“我佛以慈悲平等救世為主義，貴國號稱信奉佛教，對國際間應實施慈悲平等主義，而造成東亞之和平，進一步而造成世界之和平。”從佛學的角度，闡明了處理國際關繫所應持的平等原則。圓锳法師致日本佛教界的函，語重心長，富有說服力，不僅在日本佛教界產生很大反響，而且在東南亞佛教徒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37年10月以後，圓瑛法師幾度攜帶其隨侍弟子明旸法師出國，分赴新加坡、吉隆坡、檳榔嶼、怡保、馬六甲等地講經說法，籌款救國。每到一處不僅得到當地佛教界的歡迎，而且得到廣大華僑的熱忱捐助，為抗日救災，籌集了大批款項。至1939年止，總計募得10萬余元，併陸續匯往上海，充當抗戰經費。

    佛經說，菩薩雲遊四海，普渡眾生於水火苦難之中。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本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置中國人民於巨大的戰火苦難之中。對此，圓瑛法師對身邊的弟子說，菩薩慈悲，“不能一任強暴欺淩迫害”，“不能坐視弱小無罪者橫遭殺戮”，“豈能眼看著無數生靈在敵機瘋狂濫炸下殞命”，尤其不忍聽那“為了抗擊日寇而負傷在沙場上斷臂摺足的戰士哀號”。作為佛家弟子應秉承菩薩原義，行救苦救難之責。“盧溝橋事變”一爆發，圓瑛法師就主持召開了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緊急會議，會議決定成立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由他親任團長，併緊急通知京(南京)滬地區各寺廟派出200多名年青僧眾，往上海玉佛寺報到，成立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第一京滬僧侶救護隊。隨後，第二漢口僧侶救護隊、第三寧波僧侶救護隊相繼成立。

    身為救護團團長的圓瑛法師，要求參加救護隊的每位僧侶，發揚佛教救世的“大無畏”、“大無我”、“大慈悲”的三大精神，無所畏懼，不怕臟、不怕纍、不怕苦、不怕難、不怕死，“忘卻身家之我見”，以大慈大悲去救苦救難。僧侶救護隊深入前線，穿梭於槍林彈雨之中，救死扶傷，護送難民。僅京滬隊第一分隊，“出入江灣、閘北、大場等前線，搶救受傷戰士不下萬人”。本為不染血腥的清靜之地的寺廟也辟為收容戰地傷兵的佛教醫院和接納災區難民的佛教收容所。

    1937年冬，上海淪陷。經過激戰後的上海已是廢墟一片，屍橫遍野。陣亡的中國士兵和罹難的難民的遺骸，日軍不准收埋，中國居民又無人敢冒殺頭之險過問。豈能讓衛國抗敵的戰士曝屍郊野，讓罹禍難民的屍骸遺拋溝壑?圓瑛法師以大無畏精神，發起組織掩埋隊，由玉佛寺、法藏寺、清涼寺、國恩寺、關帝廟、報本堂等寺廟的僧眾和香工組成，圓锳法師親任總隊長。每天用4輛汽車，由掩埋隊將屍體一具一具地擡上車，送到郊外掩埋。晝夜不停，花了3個多月時間，總計掩埋屍體一萬多具。圓锳法師率領中國佛教界在抗敵救災方面的一繫列義舉，獲得了國內外的高度贊揚，當時國民黨軍將領陳誠也不得不承認:“真正到前線上去救護的只有他們。”

    圓瑛法師的正義行為，當然引起日本侵略者的忌恨。由於圓運功法師在國內外民眾中有很大的影響力，日本侵略者先是對他進行拉攏，要他出任“中日佛教會會長”，企圖以此控制中國佛教界，進而控制中國民眾，遭到圓瑛法師的嚴辭拒絕。
    軟的不行，日本侵略者就露出猙獰面目，1939年農歴九月初一，時逢上海圓明講堂蓮池念佛會成立紀念之時，正當圓锳法師在殿堂上供禮佛，日本憲兵突然包圍了圓明講堂，以抗日的罪名逮捕了圓瑛法師等人，押往上海北四川路日本憲兵懷念部進行刑訊，企圖威逼圓瑛法師承認併聲明抗日有罪。圓瑛法師大義懍然面對侵略者的刑具，毫不屈服，高聲念佛。

    隨後，日寇又將他押往南京的日本憲兵司令部，由日本的所謂佛學專家進行刑訊。這些專家被圓瑛法師高深的佛理駁得啞口無言。理屈詞窮的日寇惱羞成怒，對圓瑛法師進行百般肉體摺磨，每天都摺磨至深夜不止，幾度使其昏厥不省人事，企圖迫其就範。但圓瑛法師心繫民眾，深信自身的痛苦可以減免眾生的痛苦。最後，日寇無計可施，又因圓瑛法師名播中外，眾望所歸，在日本也有很高的聲譽，最後，只好將他釋放。脫離虎口的圓瑛法師，仍然不改初衷，為抗敵救災而奔走呼號。

      圓瑛法師是現代中國佛教界的精英，出世常懷家國憂，在中華民族危難之秋，他不因自己無守土之責而超然物外，挺身團結佛門僧眾，共赴國難。他在抗戰中所錶現的大心懿行和無私無畏的事跡，將永載在中國現代史冊上。
 
　　 圓瑛法師出身宗門，為臨濟嫡傳，在禪修方面有甚深的造詣和見地。後又參學天台、賢首教，亦深有所得。而在三十六歲（1913）時，法師於接待寺讀永明延壽（904－975，宋初著名禪憎，首唱禪淨並修）、蓮池株宏（1535－1615，明末名僧，以淨土念佛法門為歸）的著作後，又歸心淨土。從此，法師力唱禪淨雙修，自力他力並重之旨。

　　上海圓明蓮池念佛會緣啓
　　關於這一重要轉變，法師在1939年發表的《上海圓明蓮池念佛會緣啓》一文中作了明確的說明。他說：「圓鍈少業儒，冠入釋，既受戒法，致力禪宗，復究教乘，游心講肆。雖解行並進，每生死為憂。迨三十六歲，讀永明、蓮池二大善知識之著述，深信念佛法門，可以速超生死，疾趣菩提。由是禪淨雙修，二十餘載，早備資糧，求生安養。專修淨業，自行化他，遂著《勸修念佛法門》，分布諸方。」（《一吼堂文集》第43頁）。
  佛學思想

　　解悟與實踐
　　圓瑛法師融通教宗，對於禪淨兩門都有深刻的解悟與實踐。他反復強調說，禪淨二宗都是如來所說法，只因眾生根機不等，故而施設有殊；所以，禪淨雖有二名，其實一理，歸元無二，不可有所是非。對於禪淨二宗施設之殊，法師進行了詳細的比較，如他說：「禪宗不立語言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教人看一句話頭，堵截意識不行，令見清淨本然之心性。此為接上根者流，是圓頓修持之法，稱為最上一乘，中下根人，未足以語此。」「淨宗不論智愚老少，教人但持一句佛號，念念相續，無有間斷，以念止念，心中惟有佛，佛外更無心，念到事一心不亂，即得往生。」總之，「禪則獨被上根，淨則普被三根：禪則惟憑自力，淨則兼承佛力」（《復閆退之居士垂問禪淨二宗》《一吼堂文集》第91頁）。
      禅净双修
　　圓瑛法師佛教理論上，從無門戶之見，而主張各宗平等，性相通融。法師曾說：「餘生平本無門戶之見，初學禪宗，後則兼修淨土，深知禪淨同功；先學天台，後學賢首，乃知台賢一致；始學性宗，繼學相宗，了知性相不二。今對密教，亦極信仰，固知顯教是佛所說，密教亦佛所說。」（《勸修念佛法門》第52頁）法師嘗歸納佛法大旨，略述如下：「佛教以一心為宗，覺悟為要，慈悲為本，方便為門。」（《歡迎會答詞（南洋吉隆坡）》《圓鍈法師講演錄》第39頁）因此，法師專注於佛法一心之研究，而稱能解悟佛教大乘一心之理者為「解大理」。